李记者的稿件在傍晚时分发布。
标题是《资助背后的控制欲：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自白》。
文章里，我所有的解释都被扭曲。
我说“希望她回馈家乡”，被写成“以慈善为名，强行规划他人人生”。
我说我们之间是“君子协定”，被解读为“利用道德优势，对受助者进行隐性胁迫”。
我承认关心她的学业和生活，成了“全面监控，满足个人控制欲的证据”。
文章最后，李记者还引用了“心理专家”的分析，说我这种行为是“病态的共生关系”，而魏蓝是可怜的受害者。
这篇报道，比魏蓝那篇小作文的杀伤力大上百倍。
我的名字再次冲上热搜，后面跟着“承认控制变态”等词条。
公司的电话被打爆了。
我的上司，亲自给我打电话。
“林晴，你现在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”
我走进总监办公室，他正站在窗边，看着楼下。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
他指了指窗外。
我走过去，公司楼下的广场上，围了一小圈人。
人群中央，一个中年女人抱着个瘦弱的女孩跪在地上。
女人身前立着一块纸板，上面用黑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大字：
“无良资助人林晴逼死穷苦学生一家！”
“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救救我女儿的命！”
是张翠。
她真的来了，还带着她生病的女儿。
有路人拿着手机在拍摄，甚至还有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。
我看到人群中，李记者也在，他正拿着话筒，似乎在做现场报道。
“林晴，你知道这件事对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吗？”
总监转过身，脸色难看。
“董事会已经在问我了。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，声誉就是生命。”
“我没做错。”我说。
“现在没人关心你做没做错！”
“大家只相信他们看到的。他们看到一个单亲妈妈跪地求你，看到一个无助的学生被你逼到绝路。”
他指着我，声音拔高。
“而你，是那个高高在上、冷酷无情的加害者。”
“我需要你，马上去解决这件事。”
总监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“要么，公开向魏蓝道歉，恢复资助，平息舆论。”
“要么，给她们一笔钱，让她们闭嘴，从这里消失。”
“我做不到。”我摇头。
道歉，意味着我承认所有莫须有的罪名。
给钱，等于我花钱买罪名。
总监盯着我，眼神越来越冷。
“林晴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”
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今天下班前，把楼下那两个人弄走。”
“否则，你就自己提交辞职报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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